严歌苓与陈冲(摄影·Lawrence Walker)
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
《无极》失败后，陈凯歌急着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梅艳芳》，最后打破了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
但跟导演合作了几次后，严歌苓觉得，自己写起剧本来，并没有写小说时那么有激情。剧本是为导演服务的，不能掺杂太多的自由意志。再次下笔时，她就想写一个“抗拍性”特强的题材，于是写了一本《陆犯焉识》。小说里有政治敏感的内容，严歌苓心说，这下你们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张艺谋还是拿去拍，只拍了后半部分。《归来》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万票房，创下中国文艺电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纪录。
06
严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导演的芳心，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狠，一个是真。
在写作这件事上，就像当初练跳舞一样，严歌苓是个对自己严苛到冷酷的人。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学生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能顶住压力。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天都不曾荒废。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关键。
有时写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门她什么样，回到家，丈夫一看，还那样。丈夫就开玩笑问：“我今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
有一段时间，因为写作，严歌苓严重失眠，断断续续有30来天睡不着觉。跟人聊天时，别人问：“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严歌苓一听，眼泪“哗”就下来了…
最痛苦的时候，她患上了躁郁症，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自己。最后帮她撑过来的，还是小说。写作之于她，就是生命。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严歌苓是个体验派的作家，每次下笔写一部作品之前，她都会不考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据和体验：
为了《寄居者》，要写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她翻遍了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构造、舞厅情况都一一记下。
为了《老师好美》，她跑过全国5所中学，跟学生一起听课，用最现代的语言跟老师、学生交流，看高中生怎么说话，孩子们如何生活。
为了《妈阁是座城》，她往澳门赌场中跑了4次，只为感受一下赌徒的心理，输了几万块钱。还攒下了无数富翁自残戒赌的故事。
为了《第九个寡妇》，她直接去乡下体验生活，跟河南农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种番薯。后来，将父亲曾经的剧本《铁梨花》改成小说时，用的居然是河南的方言。
为了《小姨多鹤》，因为早年没钱支持调查，她酝酿了20多年。前前后后，她去了三趟日本，光翻译就150美金一天，时间成本更是难以估量，最后赚来的钱，一多半与调查费用相当。
严歌苓之所以坚持调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在日本乡村老人的一举一动中，她挖掘出现代城市日本人不可能保留的精神气质。那一刹那，她才觉得多鹤从自己心头活了过来。
1993年的一天，严歌苓等丈夫吃饭时，在约定地附近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中国移民博物馆。在地下室的陈列馆，她看到一幅巨大画像，其中焦点是个身穿华服、身形比较高大的中国妓女。这个妓女端庄的体态和神秘的气质，一下子给了严歌苓难以名状的巨大冲击。
照片中的女子，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
妓女的身影久久挥之不去，严歌苓特别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于是看了无数的报刊和资料，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女人的名字。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她对中国移民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不断收集资料的同时，一个人物的灵魂，就在她心头悄然建立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扶桑。
《扶桑》可以说是严歌苓最牛的小说。创作《扶桑》时，严歌苓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陷入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写完之后更是非常怀疑这部作品。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还不敢拿真名投稿，没想到最后却斩获第一名。高晓松读完作品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这是第一次，也八成是最后一次。”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高晓松读完《扶桑》后谈严歌苓
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张立宪就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07
在《开讲啦》里面，有人问严歌苓：“现在人们几乎不怎么读书了，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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