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涴淋。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靠着烟酒生意，她母亲那些年积累起巨大的商誉，随后借着房地产市场爆发和拆迁潮起家。时至今日，张家在湖南、北京、江西等地持有的全部固定资产，市值已经超过两亿。
她回忆起那些年最疯狂的时刻：母亲因为不信任银行，又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巨量现金，只好选择把它们全部换成楼房和商铺。张珺曾经只身提着一大包现金前往售楼处，把售楼小妹们吓得不轻，跑前跑后，连声喊姐。
或许是对无可挽回父爱的一种弥补，张珺一直对张涴淋宠爱有加，金钱方面从未设过限制。但也正是因为生意繁忙，张珺渐渐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和张涴淋一样，杜宇的成长中，金钱上也没吃过亏。他喜欢赛车，一直对车有强烈的痴迷。尽管他并不喜欢从事危险的运动，但唯有在赛道上，注意力不得不极度集中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自己活得清醒。
2011年，他读大学。母亲给他的升学礼物是一辆蓝色跑车。那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他开着跑车，在夜晚的沿江大道上一辆接一辆地超过旁边的车。
他大二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赴襄樊或上海跑卡丁车。卡丁车场按截数付费，一截8分钟，250元钱。他一般上午跑四截，下午跑四截。最多一次连续跑了十截，下车后只感觉心跳飞快，两眼发直，整个人几乎要瘫倒。
但童年时，他也曾有过一段贫穷的日子。那几年，杜宇父母二人双双从国企辞职，举债做起了建材生意，吃睡都在工地上，只得将年幼的杜宇寄养在小姨家里，同外婆一起住。冬日的一天，小姨感到不满，向姐姐抱怨。母亲一把将杜宇抱走，夺门而去，跑到资江桥头痛哭。
这些事情，杜宇会听到母亲谈起，富裕是后来的事情：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腾飞，建材需求量上升，杜宇家的境况开始飞速好转，生意范围逐渐扩大到餐饮、酒店等领域。
但伴随着巨大的财富，杜宇的父母却深感自己没文化，对飞速涌进的财富觉得不安。由于杜宇童年的境遇，他的父母对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感，任何物质方面的需求都尽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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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当年试图自杀，杨天桓尽量做到平淡而冷静地面对。他已经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试着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对于没能如愿就读布拉格电影学院的事情，仍耿耿于怀：“当时我真应该再坚持一下的，借钱都应该去，不至于后悔。”
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思考未来。2014年8月，随着众创空间概念的兴起，杨天桓同朋友一起合伙成立了南京支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易创空间”项目。关于项目的未来走向，他同合伙人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办公场所应该注重功能性，具有设计感，主打炫酷;合伙人认为应该朴实简单，稳扎稳打。商榷无果，他只能让步。
尽管项目仍在盈利，但他并不满意，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他的生活忙碌，却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
和父辈们比较，年轻的富二代们进入商场后，很难具备成熟的头脑。和杨天桓一样，杜宇目前正在贵州打理生意。这段时间，因为一些纠纷，他的项目暂时搁置了。除了四处跑动关系，打听情况，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
他的生意不能说是成功。他自我评价：“总是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做事不够果决”。商场如战场，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因此他会很小心地将这一点隐藏起来。
从读书时开始，虽然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做过出格的事，但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持专注。因为“没有意义，感觉都是可做可不做。”
张涴淋也想要做生意，她试图成为母亲一样的成功的商人。2007年，她离开校门，关于未来的问题突然横亘在眼前。因为自己爱喝酒，同年底，她在长沙开了一家红酒庄，投资了三百万。结果不到半年酒庄就垮了，所有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这对张涴淋的打击很大。五年后，她决定振作起来，再度经商，开了一家烘培咖啡馆。结果惨惨淡淡经营了不到一年，店面再度倒闭，这一次亏损了将近一百万。
和杜宇一样，张涴淋也的确没有经商的天赋，这些年来所参与的项目无一例成功。2014年，她又分别参股投资了一家炭烧海鲜饭店和一家幼儿园。前者的命运同红酒庄和咖啡馆并无二致;后者勉强存活了两年，因证件不齐全，于2016年关停。
在红酒生意失败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但“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合做的”。那段时间，她又重新过回了肆意放纵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去酒吧买醉，过得混混沌沌，关于未来的规划再度陷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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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希望摆脱金钱附加的庸俗。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天桓同两个朋友约在清华五道口旁一家火锅店吃饭。在这里，我见到了徐德尘。他是鹤林舍的创办人，那是个会员制的小圈子，目前成员四十人，主要由富家子弟，或者事业上有独特建树的人构成，旨在为“厌倦了粗俗娱乐的人找些高雅的玩法”。杨天桓是其中一员。
杨天桓觉得他和徐德尘志趣相投。他在徐德尘身上，看到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相比之下，徐德尘的父母较为开明。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父亲主管着一家大型国有基金。但对于父亲具体职务，徐德尘不愿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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