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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导演陈可辛在海外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进军亚洲流媒体市场的新闻，成了内地影视圈的热点话题。
这家新公司名为Changin’ Picture，合作的对象是韩国、泰国、中国香港等亚洲多国多地的导演，旨在独立开发、制作影视剧。
【资料图】
因为拥有从亚洲渠道筹集的大量启动资金，前期无需求助大平台的投资，也不受限于外部的制作许可和编辑权限，项目完成后直接卖给Netflix等流媒体，目标受众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
首批将推出的五个项目中，有两个是韩国剧集，均改编自新世代人气漫画。
《ONE: High School Heroes》主打热血动作，涉及校园霸凌和青少年犯罪情节。另一部《2班李喜舒》则是耽美题材。放在当下内地的审查环境，都难以幸存。
还有两个项目与华语影视相关，且有大腕加盟。
一个是甄子丹制片并主演的奇幻动作剧集《败北之人，隐藏大师》（Outright Loser, Hidden Master）。
一个是由陈可辛本人执导，章子怡主演，预计明年开拍的惊悚悬疑剧集《酱园弄杀夫案》（The Murderer）。
2016年陈可辛就将此剧立项，但一直未能启动。剧本改编自1944年发生于上海的真实事件，围绕一个被指控谋杀并肢解丈夫的女人展开故事。
以陈可辛的话来回应这一系列大动作，是《鱿鱼游戏》《寄生虫》等韩剧韩影的成功出海，让他看到非英语作品的全球市场潜力，不禁跃跃欲试，想要“拍全世界都看的中文剧”。
但联想到大陆影视圈目前萧条又严苛的现状，很难不把他新公司“泛亚洲、环大陆”的事业新蓝图，理解为名导内地拍片多次受挫后，疑似放弃内地市场的总路线变更。
尽管他经常被业内人士称为“最懂中国大陆的香港导演”。
结合陈可辛北上拍片的履历，我们大体可以明白“懂大陆”的评价至少有两层含义。
一是肯俯下身去，观察、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讲述有现实精神的中国故事，探索市场新方向，培育新人才。
过去这十余年间，陈可辛拍出了主打通俗大众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尝鲜了歌舞片《如果·爱》、风格化的《武侠》与大制作古装战争片《投名状》；挖掘扶植了曾国祥（《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许宏宇（《喜欢你》《一点就到家》）等新导演。
可以说，是一个了解产业，也愿意了解观众的全能型电影人。
《投名状》剧照
二是肯低下头来，平衡、消化各方的指令和压力，在安全范围内，保持一定的自我表达。
比如在历经投诉、删减、改名、延期上映等风波后，保质交出以女排精神侧写时代变迁的主旋律电影《夺冠》。
不过，在主旋律愈发走强、题材集中化的这几年，想要一边做任务，一边做自己的陈可辛，还是显得有些落寞、不顺。
被金鸡奖授予最佳影片的《夺冠》，是一部政治过关的电影，但8亿出头的票房、平平的观众反响，以及映前的一系列挫折，还是让从业三十余年的陈可辛有些疲倦，直言这是他拍片经历里最难的一部戏。
《夺冠》的拍摄经验，让他“得到了一些结论”
而另一个他早就想拍（2015年开始筹备），也已经完成拍摄（2019年杀青）的大项目——聚焦网坛名将的体育传记片《独自上场》（原名《李娜》），则默默没了消息，内地上映恐无望。
陈可辛在《独自上场》片场
从这些“挫败”来看陈可辛近几年的创作表现，其实比不上移植港片经验，把爱国商业片玩得风生水起的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等北上同僚。
如今，他跳出大陆单一市场和审查的束缚，转而面向创作更自由，受众更广阔的泛亚洲，也不足为怪了。
不过，陈可辛的这次“出走”，仅仅是因为他近几年赶不上趟、受挫太多、心灰意冷吗？
要知道这不是陈可辛第一次转换阵地了。
妻子吴君如在《金鸡》里的经典台词“要生存就要变通”，或许才是他一切行动的真实注解。
陈可辛：没有使命感，首先捍卫生存权
某种程度上，陈可辛的职业轨迹，基本与香港、内地乃至亚洲电影市场变迁的几个关键节点同步。
嗅觉敏锐、思维开放的他，也一直感知、顺应着时代风向，或加速前进，或及时调转船头。
1962年出生于香港，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的陈可辛，求学于美国，曾计划留在好莱坞打拼。但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崛起，让他看到本土制作与新导演上位（徐克、许鞍华等）的希望，于是果断回到香港。
陈可辛与曾志伟
在片场与制片公司的各个岗位磨砺了几年后，他联手曾志伟等人创立UFO电影公司，拍摄了一批主打本土中产市场的新都市电影，如《双城故事》《新难兄难弟》《金枝玉叶》，制造了一波市民电影潮流。
上世纪90年代，陈可辛虽没有直接参与到两岸三地的合拍小浪潮（陆港合拍、台湾投资的一系列电影《活着》《霸王别姬》《新龙门客栈》等），但还是在香港本土，捕捉到97变局前的时代气候，拍出了一部关于离散、漂泊与欲望的经典爱情片《甜蜜蜜》。
1998年，他转阵好莱坞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工作室，试水了一部爱情片《情书》。因结局版本与制片人存在分歧，意识到美国的大厂制“坚不可摧”，“好莱坞的发行制度就像巨怪一样已经刻进了DNA很难产生变化”，遂再度返回香港。
那时，香港本土电影已经一落千丈，他便起了整合亚洲电影资源的心思，成立了电影公司Applause Pictures，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的制作单位合作了《晚娘》《春逝》以及《见鬼》等电影作品。
而这也是现今更为系统的泛亚洲影剧计划的早期形态。
进入21世纪，陆港签订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合拍片浪潮正式开启。
2005年，陈可辛应势北上，成为第一个在北京成立工作室的香港导演。他的合拍首作《如果·爱》，率先尝试华语歌舞类型，票房虽不甚理想，但在两岸三地各大华语颁奖礼上风光无限，如今回看，也是佳作。
2007年，联合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位巨星打造的古装战争片《投名状》，让他成为继张艺谋（《英雄》）后，第二位步入两亿票房俱乐部的华人导演。
2009年，陈可辛与黄建新在北京成立“我们制作”。同年，“我们制作”与博纳于冬共同创立了“人人电影”，历史题材大片《十月围城》是当时的主推项目。
2013年，《中国合伙人》应声而出，拿下5.8亿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七，是他北上以来市场表现最好的一部。
此片也再度证明了陈可辛体察时代、摸准市场、平衡商业与艺术的能力，正式奠定了他在商业现实题材领域的成功，为后续尖锐的拐卖题材电影《亲爱的》，与政治分量极重的主旋律体育片《夺冠》铺路。
由此可见，陈可辛既是华语电影圈业态变迁的见证者，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当年应势北上，如今投身泛亚，都是时局变幻时，因势利导的先手。
国庆期间，一起和陈可辛刷屏娱乐新闻版面的汤唯，就明显受益于兴起的泛亚洲影视交流合作。
凭借《分手的决心》荣膺釜日电影奖影后桂冠的她，已经成为首个达成韩国影坛“三小满贯”的外籍艺人。从资源到成绩，都非常出色。
在韩国拥有个人作品展
陈可辛的徒弟，也是老友曾志伟之子曾国祥，也合作了奈飞（Netflix）等国际团队，联合执导了中文科幻大IP《三体》的剧集版。
釜山电影节上，备受关注的影帝梁朝伟，也表示“看着韩国演艺界很高兴”，透露正在接洽美国剧集。
除了华语影人，在更大的亚洲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影视合作也在不断增多，试图实现更高层面的共赢共荣。
在年中的戛纳电影节上，是枝裕和与朴赞郁领衔的亚洲影人团队，就是明证。
前者用韩语片《掮客》，把韩国名演员宋康昊送上了戛纳影帝的宝座。后者则以《分手的决心》拿下最佳导演奖，并让中国演员汤唯闪耀银幕。
能够生存、可以发展，是电影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安身立命之本。
假如咱们的内地市场和创作环境再这么继续下去，人才出走、资金外流的情况可能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无关政治，就是市场行为使然。此前受益十余年的内地电影市场，也不得不面对、接受新阶段和新局面了。
（文/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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