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曾感叹“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无疑点破了人生的要义。但面对化作尘埃的终极归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绪和态度吗?《人生大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该片视角独到地聚焦了“殡葬师”一职，并将宏大的生死议题，巧妙落笔于一段段微妙的情感关系中。此外，隐喻性的人物和细腻的细节设计，都让影片极具温暖现实主义的美学内涵和美学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影片引发的热议，也振奋了受疫情冲击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展现了产业维度的蓬勃生命力。
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
相较于日本电影《入殓师》的静美和克制，《人生大事》洋溢着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浓郁且干脆的武汉方言，展现了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和角色个性。特别明显的是，主人公莫三妹(“三哥”)喜欢用“老子”代替“我”，符合武汉人的表达习惯，也契合其暴躁、粗鲁的人物定位。而小文吃饭时的一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既展示了武汉的饮食习惯，又体现了民间俚语的押韵趣味和儿童的天真可爱。甚至，当角色们发生争吵，方言同样突出了传递信息的优势和语言的感染力，并无理解上的障碍。如小文的舅妈分别与三哥、丈夫发生过两次争论，接连蹦出的方言短句让事件矛盾得以快速推进，小文一家的复杂情况被和盘托出，角色的精明也跃然于银幕。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方言虽然小众且拗口，背离着潮流，但其蕴含着特殊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生存状况，消解了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被同化的焦虑，从而找到自我认同与归属感。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将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生活习惯和历史过往进行了最真实的呈现，让“现实”得以落地。
当然，标识性的方言与生活景观更为相得益彰。三哥经营的“上天堂”，藏于小巷之中，门楼十分狭小。随着三哥每一次业务的展开，观众更能感受到街头巷尾的日常状态。生活条件的朴素，使得小文外婆的发丧仪式只能在窗口对应的一方空地中举行，仅能容纳下几位亲属和邻居，棺椁被抬起后还需立马调转方向走出。因为空间的逼仄，每一户都竭尽可能地让有限的空间发挥出无限的价值。因此，三哥前往客户家时，常要穿行于巷子里的层层被单中。抑或是，清晰可见各家各户晒着鞋子的阳台，路口处堆满的枯萎的绿植、破损的箱子和晒干的艾草等。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文化元素构建而成的复杂生命体，它有着地缘文化的基因。《人生大事》中朴素的方言和生活景观，散发着市井烟火气，因而更能带动观众进入到讨论人生重要议题的语境之中。
隐喻和追问
《人生大事》不仅有着生活气息，更直击人心的，是其对死亡颇具锐度的思考，这一点通过隐喻设置和追问来达成。三哥和小文的人物关系，尤为值得品读。小文始终扎着双丸子头，拿着红缨枪玩具，是一个活脱脱的小“哪吒”。而三哥一直佩戴着一个金箍手环，并且时常穿着一条虎纹裤衩，是典型的孙悟空形象。受传统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形象不羁、叛逆的一面早已深入人心。而哪吒和孙悟空，则在《西游记》第四回中有了交集——哪吒奉玉帝之命，前去捉拿孙悟空，二人发生激烈大战，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
具体到《人生大事》中，小文从小被外婆抚养长大，根本不了解亲生父母，与舅舅一家的关系十分疏离。而小文也用哪吒一般不可思议的方式回馈着外婆，仅凭着一张用儿童手表拍摄下的照片，便大胆地穿梭于城市各个角落，终于找到了三哥，一直追问大家，那个装着外婆的“大盒子”，到底去了哪里。年幼的小文还不能完全理解死亡，只知道最深爱的外婆最终化为了袅袅云烟;那些甜蜜的过往，只能通过回放手表中的语音来回忆;那些深切的挂念，只能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
看似混不吝的三哥，也与孙悟空一样，始终与社会格格不入。面对父亲的不信任、女友的背叛、社会的质疑，他也在不断追问，一再表示“想换个活法”，不愿意再从事殡葬业。当他看到同样无所依靠的小文，面对过往情敌老六的车祸惨状，以及处理父亲的丧事后，他重新理解了生与死，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自身职业的价值。
不同于《西游记》，在三哥和小文的关系中，三哥才是被改变的那个。即使自己邋里邋遢，照顾小文的饮食起居，却绝不含糊;知道小文始终沉浸在失去外婆的悲伤中，就编了关于“星星”的童话安慰她，费尽心力修复好手表中的聊天记录;自己虽然叛逆不羁，但在小文学校的亲子会上却永远规规矩矩;还重新整理了门店，与小文一起为墙壁和面包车手绘了童话里的“星星”。而小文也会在有美食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给三哥;在莫老爷子打三哥时，挥舞着红缨枪保护对方;父子俩大吵一架后，她主动牵头，让两人得以解除隔阂。
以现实为根基，以温暖为导向
截至目前，《人生大事》累计票房已超过8亿元，创下了春节档后的票房新高，这一事实无疑能振奋并启示中国电影人：时代之巨变、中国之进步、人民之需求，都应该被广泛地关注和呈现出来。而该片也在为疲态尽显的市场，提供一个发扬温暖现实主义的样本。
该片从社会百态中寻找到了独特的素材和灵感，独具匠心地描摹了殡葬行业。首先，这一行业的操作规范都得到了完整呈现，如常规的整理遗容，法事念
词等。此外，从业者在社会中的现实境遇，也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上天堂”旁边的婚庆店老板不仅不准三哥的车停在巷子中，还十分瞧不起这一行业。即使诚信经营，专业过硬，殡葬师仍然会被人误会。小文的舅妈就毫无理由地怀疑，三哥他们偷走了外婆手上的戒指，即使后面真相大白，她又再次找新的借口斥责。
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的家庭和亲情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构成已然发生了改变，进而也导致了家庭伦理观的变化。在影片当中，三哥和小文之所以能成为彼此的依靠，正是因为各自原生家庭的残缺。三哥只有父亲和姐姐，彼此间的深度联系，还是房产事宜。小文更是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外婆去世后，舅舅一家对她弃之如敝屣，宁愿将其托付给陌生人。即使三哥和小文已经情同父女，但囿于收养制度，二人也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当二人不得已分离，三哥奋力奔跑，想在最后关头留下小文。而小文则在被亲生母亲带回家后，又重新跑回来找三哥，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和亲情观。
国人对“死”是讳莫如深的，《人生大事》的另一重现实意义，是对生死的讨论。影片谈及这一宏大且深刻的议题，并没有像存在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向死而生”那般深奥，也不会如孔子论述的“未知生，焉知死”那样复杂，亦没有渲染“死如秋叶之静美”。相反，影片中的死亡，可以轻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烟”和“大盒子”;可以浪漫如最后的星星烟花，呼应三哥构想的“星星”童话;可以欢乐如生前给自己举办葬礼，并且配乐是《大闹天宫》的老大爷。影片娴熟采用了各类叙事技巧，确保了内容在坚持现实主义逻辑的同时，又具备高视听品质。
但仍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温暖现实主义”的基调和核心是“温暖”，并不等于“心灵鸡汤”，也不意味着是廉价的同情和乐观，更不能逾越常规逻辑和被刻意消费。影片最后，小文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但这一人物，在情节线上毫无铺陈，也不符合现实情况。更需要警惕的是，如长期泛滥这种故事技巧，德勒兹曾论述的情动机制，很有可能转变为一种操作情感的逻辑——观众会因为故事或人物产生共情，但更容易在其中被规训，这于现实主义的再拓展和再创新都是不利的。因而，创作此类题材作品，还要从道德的和历史的两个维度来观照现实，要有对问题的直观表达，更要有自己的认知和考量。
无论如何，面对“人生大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有更豁达的人生理念和人生态度。
(饶曙光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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