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执导《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韩延导演很早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了，他的电影也往往与“生死”密切相关。因此，当看到《人生大事》的剧本时，韩延立刻就被它所吸引，“我认为生死是终极关怀，是一个终极课题，是最基本的戏剧需求，剧本里面关于生死都是最本能、最原始的，所以，我对这一类题材尤其偏爱和敏感。”
正在热映的《人生大事》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并执导，朱一龙、杨恩又等主演，目前电影累计票房已突破15亿，领跑今年暑期档票房，并跻身中国影史票房前50名。
这是刘江江首次做导演，能请韩延做监制，刘江江表示获益匪浅，他说从《人生大事》的整个制作过程来看，韩延导演是这个项目的主心骨。“他从剧本阶段就介入，像指路明灯一样。如果说主演朱一龙会七十二变，延哥则有火眼金睛。延哥从剧本阶段到执行阶段，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在哪儿，或是哪儿走偏了。他作为监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每一个主创。有几次我在改剧本的过程中，都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延哥还要再踹一脚，第二天，我就又能挤出一滴油来。我特别感谢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就像影片中，朱一龙扮演的三哥身边的老莫、小文，这些人像加速器一样，让三哥把最好的他拿出来。我觉得延哥的经验和指点是无价的，适用于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用轻松和温情方式把恐惧剥离开
《人生大事》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 饰)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杨恩又 饰)，小文的出现，改变了他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韩延是在2021年初第一次看到《人生大事》剧本，开始听说是殡葬题材，他还以为剧本会写得很悲伤，结果看完剧本发现风格很轻松。“故事讲的与殡葬事业、殡葬文化相关，但与我们对这行业通常的印象不一样，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不觉得沉闷。我们往往对于死亡会有一些忌讳、避而不谈，但是《人生大事》的整个文本，字里行间并没有悲情和逃避。很早之前，我也想过拍摄类似的题材，但没有时间把想法落实，看到《人生大事》这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剧本，我觉得可以帮助导演拍出来，所以很快就决定帮助刘江江导演接着往下做。”
刘江江的老家在石家庄郊县，爷爷和大伯都是木匠，偶尔会帮村里的人做棺材、操办丧事，小时候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鱼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刘江江曾回忆说：“我小时候就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别好闻，太阳一晒就在里边睡着了，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和大伯找不着我，最后从棺材里把我拎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这是我小时候很浪漫的童年回忆。”
那时候，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刘江江的爷爷会去帮忙，“我们方言叫做‘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个‘了’。我跟着爷爷去葬礼，我在葬礼上看到那些很接地气的、很生动的演出。我觉得中国人对葬礼其实是很浪漫的，我们把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都用纸扎出来，然后给烧过去，寄托了丰富的情感。”
除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刘江江后来又做了很多采访，《人生大事》剧本就是基于这些而成。韩延说自己看剧本时就很感动，主人公三哥面对生死的态度和转变令他印象深刻，“三哥这样一个人物，一开始吊儿郎当，没有把干殡葬师当回事，后来他对职业和生死都有感悟。这个过程很生动，我感觉跟着人物一起在生活中走了一遭，让我对于生死这段旅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韩延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所以如果他生病，就会像《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一样，“肯定特别颓”，也正因此，他才会被熊顿、马小远这样乐观积极的状态吸引，“这是我身上特别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电影里想把积极的生活态度，表达给观众，也表达给自己，鼓励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补，如果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去拍这种题材。对于我而言，我需要这种题材来告诉我活着的一些动力或者道理，正是因为我需要。”
也因此，韩延喜欢《人生大事》中乐观看待生死的豁达态度 ，他说：“每个人其实都要面对死亡，《人生大事》里不害怕出现这样的情景，那是鲜活的生命在离开，而不是晦气迷信的说法。《人生大事》用轻松和温情方式把恐惧剥离开，直面生命的逝去，所以将其拍出来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去挑战。”
在电影中努力展现真诚
三哥和小文的对手戏贡献了影片大半的泪点和笑点，韩延在看剧本时就很喜欢这两个人物，“两个人从陌生到类似父女情的过程很触动我，这两个人仿佛都是家庭里的多余人，三哥是因为哥哥的离开才有了他，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结，觉得自己是备胎，是个多余的人。小文因为外婆去世，全世界都抛弃了她。两个被抛弃的人在一块儿完成了这个旅程，相互改变，建立情感，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点。”
影片中，三哥像孙悟空，小文像哪吒，所以，三哥家里面有孙悟空元素的台灯，他手上还有紧箍咒手镯，小文的发型和红缨枪都是小哪吒的状态。韩延解读说：“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哪吒大战孙悟空的故事，所以，影片想暗示观众，他俩从一开始的针锋相对到慢慢的相濡以沫。其实三哥和小文、孙悟空和哪吒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三哥有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与他父亲较劲;小文就没有见过父母，跟着外婆长大，而外婆在影片一开篇就去世了。没有出处的两个人，都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很孤独的状态。两个人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知彼此心境是很天然的事。三哥每天都在面对陌生人，更多的是陌生的死人，那些陌生人已经没有呼吸了，等着三哥入殓。小文突然的出现，搅乱了三哥的生活，这种关系夹杂着一层你该怎么对待身边的陌生人的态度。”
三哥和父亲老莫关系不好，老莫是老手艺人，一辈子干丧葬，他把事业交给三哥，在三哥不理解的时候还一直坚持引导他往这条路上走，这对父子从一开始的仇视，到后来也彼此理解。
韩延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也涉及了父子关系，对于中国式家庭里的父子关系，韩延表示：“据我所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父亲和儿子之间永远像隔着一层。大部分儿子和父亲都交流不多、沟通不够，好像我们都很了解彼此，但什么话都不说透。三哥和老莫就是这样的关系，就要别扭着，大家都不愿找一个机会说明白，都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情感。”
也正因此，韩延希望在电影中展现真诚，希望观众可以从这份真诚中有所收获，去重新看待自己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三哥跟小文的情感、三哥跟父亲的情感、三哥自己的成长历程，情感都很真诚，没有去粉饰、夸张这个职业，也没有做很多戏剧性的放大，我们很真诚地记录了从事丧葬行业的、看似不靠谱的一个青年人的一段生活。这是我们在拍摄中一直贯彻的准则。”
孩童的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
《人生大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哥在操办一位小女孩的后事时，意外被小文在骨灰盒上涂鸦作画，三哥本以为会遭到丧属的责怪，却没想到他们反而鞠躬感谢。小女孩的母亲说：“看得出你们的用心，我女儿最喜欢画画。”道出了小文作为同龄人送上的心意，也让三哥错愕不已。小文的孩童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戳中了无数观众泪点的同时，也打破了大家对于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
对于从小孩的视角看待死亡，韩延表示，是因为他们想有个反差。通常，父母都会教育孩子不要碰死人东西，因为晦气，吃饭不要插筷子等等，“我们成人已经接触过那样的教育，所以，是世俗的，看到三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他每天在跟死人打交道，在死人身上摸来摸去、给死人化妆，就觉得晦气，这是主观意识给我们带来的。但小文没有，她是个孩子，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跟她说人死后变成星星，她会信，因为她是单纯善良的。我们已经被文化中的忌讳熏陶过，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些事带有偏见，对殡葬师这类人有偏见，甚至有一些避讳。小文能跟世俗的人形成对比，这些对比能给三哥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信心、可能性。”
三哥告诉小文，她的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他们就是种星星的人。将殡葬师形容为“种星星的人”令人泪目，韩延说当刘江江导演提出“种星星的人”时，他很有亲切感，也唤醒了懵懂时期的自己对于死亡的认知，“江江导演也聊到，人生的一头一尾都需要别人照顾，出生需要人照顾，离开需要人照顾，去世时候是由陌生人送走你，穿上最后一套衣服、化上妆，所以，做殡葬行业的人很伟大。”
对于扮演小文的小朋友杨恩又的表现，韩延以“逆天的表演”来形容，“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很惊喜，成年人无法揣测小孩怎么演戏，她演出来的所有的点都令人惊喜。她和三哥分别那场戏，在出租车拍着窗户喊爸爸，没有人教她，是她自己喊的。这种点很多，她能进入这个角色，不是在演，她能够理解小文，进入小文这个角色。我们边拍边觉得她无可挑剔。我们都不是孩子，我们对孩子的表演都是靠想象，你不能说孩子演得不对。又又的表现是好和准确，是孩子的本能下的准确，她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小演员。”
三哥这个角色对朱一龙来说挑战不小，韩延说在做完朱一龙的造型后，他就觉得很像他脑海中想象的三哥，“三哥在影片中第一次露面，是在车上跟前女友发微信，下了车提着鞋吊儿郎当往里走。在那场戏之后，我就没有叫过他朱一龙，都叫他三哥，剧组人也都叫他三哥。那场戏他一下就融入到市井气氛里，找到了烟火气的感觉。”韩延称赞朱一龙很热爱表演，而且爱思考，“拍戏期间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表演的东西，他心里面也会给自己提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之高都不是把角色完成演好，他在追求演员下意识的东西，追求那些高级的东西。合作之后感觉他的表演越来越成熟。”
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
监制《人生大事》，也让韩延收获了很多关于死亡的新的认知。“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拍第一场戏入殓的时候，三哥在床上开始给老太太入殓，现场一片嘈杂，随着镜头开始，所有人肃然起敬，前面还是挺不正经的三哥， 那一刻突然觉得他的工作很神圣。后面三哥抬着棺材往外走的时候，我们没有给群演讲戏讲得那么清楚，没说‘这是谁死了，你们跟他什么关系’，我们都没有设定，但是当演员抬着灵柩往外走的时候，群演的眼睛都是红的。”
这场戏让韩延感觉到中国人天生对死亡有敬意，“那一刻我觉得拍这部片非常值得，我们拍这部电影讲了三哥这样一个殡葬师，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职业的内容，之前很多人排斥他们，我们的情节里也有，三哥前女友一直说你是干那行的，很多人不愿意说出他的职业，旁边的人则说他吃死人饭，这种恶言恶语伴随他的成长，对他心灵有很大的冲击。我也相信，在现实中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会有这种处境，我们用这部电影把他们的生活展开了，其实他们是我们应该去记录的一批人。”
韩延表示，《人生大事》不是从题材上去猎奇，“不是因为这个题材稀缺才去拍的，是因为这个题材更适合承载我们对于生死的思考，丧葬只是一个符号和把手，剧情才是承载我们想表达的内容的核心。”
韩延对生老病死这类主题有一种敏感和偏爱， “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去聊，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拍摄《人生大事》，他和导演刘江江聊了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听刘江江讲述他少时的故事， “我体验了很多他的人生，他对生死的看法对我是一种冲击和补充。”
韩延希望通过《人生大事》这部电影能唤起大家对于死亡新的思考，“既然这件事避免不了，就不要回避，今后能更多尊重死亡，尊重这个行业的人。”
监制了《人生大事》，韩延说对于他而言，最直观的意义就是，“我想做一个跟丧葬有关作品的心愿了却了。我很早就在筹划这件事，碰到江江写了剧本，我们一起做了这件事，心愿和表达上的欲望被满足了。”
拍摄这部电影对韩延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他每天都在揣摩 “人生除死无大事”，揣摩生死的玄机和端倪。“这个片名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电影的生死观，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事，比如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有一句话说‘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这句话其实也是‘人生除死无大事’。我们把死当成大事是因为我们正视死亡，表达的主题是死亡，这件事大家都避免不了，再怎么避讳、嫌人家吃死人饭、多么不齿这个行业，都避不开死亡这件事。我们要把死亡当成大事看，也要当成正常的事去看。”
韩延认为好电影不仅是给人以娱乐， “不说让我心灵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带给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动。我们拍电影或者其他文艺创作，都需要给受众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人生大事》除了让我们直面死亡，主题也有珍惜当下的意思，人生不易，但更要好好活着。”(文/记者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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