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第三编研部主任，电视剧《战上海》总编剧)
电视剧《战上海》杀青。刘统原著，龙平平、秦溱总编剧，高希希导演——这个堪称“重大革命题材顶配”的主创班底引发外界巨大关注。事实上，该剧从立项起便始终牵动着业界目光。
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吸引如此班底?何为“填补空白”的意义?创作中的难点和燃点何在?记者独家对话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他说，“从《觉醒年代》到《战上海》，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战上海》的历史方位，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文汇报：作为党史研究专家，您参与创作的电视剧并不多。2012年作为剧本顾问参与《我们的法兰西岁月》、2014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021年《觉醒年代》，今年是《战上海》。您为什么选择创作这部剧?
龙平平：早在项目的意向阶段，我就关注到了电视剧《战上海》。那是2019年，当时《觉醒年代》处于剧本打磨的攻坚期，正是忙的时候。但同时，《战上海》的主题激发了我的创作责任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也让我很是期待这部作品，所以参与了剧本策划。秦溱带领一些青年编剧完成《战上海》剧本初稿，之后，我应邀重新投入到《战上海》剧组。
从策划到深度参与，因为《战上海》具有特殊意义，可谓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填补空白的一部。作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分类，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每年都在稳定产出，所反映内容包括领袖人物、革命先烈、重大事件等，不一而足。但尚没有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接管政权、巩固政权、如何管理好一座中心城市的典型作品。而这，恰恰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能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战上海》的历史方位，就是新中国成立这座里程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第一个历史性的“大考”。对我个人而言，反映第一座里程碑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有《觉醒年代》;反映改革开放，我有《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加上《战上海》，正是写全了三大里程碑，贯通了我党百年历史。因此，《战上海》的创作，于整个影视剧范畴、于我个人，都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文汇报：如果说《觉醒年代》的关键词是“觉醒”，《战上海》的关键词是什么，您希望以此表达什么主题?
龙平平：《战上海》的中心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用一年多时间把上海从一个国民党留下的废墟治理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中国大都市的过程。剧的关键词是“治理”，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觉醒年代》讲的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经过上下求索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战上海》则是用最生动、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前者表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者表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救中国”到“发展中国”，这个意义上说，《战上海》是《觉醒年代》的续集和升级版。
“战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鲜活案例
文汇报：经典影片《战上海》主要着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与30万国民党军队作战，最终解放上海，让城市回到人民的怀抱。电视剧的侧重点是什么?
龙平平：电视剧跨越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一年多时间，涵盖了“打江山”和“治理江山”，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政党。
剧本35集，“打江山”的上海战役约占十集篇幅，突出军事政治双重胜利。随后，我们把大量笔墨留给“治理江山”。许多人认为“打江山”更难，实际上，对于一个刚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政党而言，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接管大城市、执政大城市。北平和平解放，从城市防务的接管到政权的移交，都是全盘接收的形式，而上海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党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后，第一大考就看“战上海”。从西柏坡到香山别墅，毛主席谈论最多的也是上海，上海的政权建立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他心目中分量特别重。我作为总编剧之一，也把这部剧定位成“新中国第一大考”。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合格的让人民满意的答卷：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把一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国民党残余部队、敌特、帝国主义势力鱼龙混杂、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旧上海，成功地建设成万象更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上海。这是真实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鲜活案例。
文汇报：剧中将通过哪些具体的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缔造奇迹的过程?
龙平平：《战上海》的“战”，既是军事战，也有金融战、经济战、政治战。中国共产党“出战”的底牌，是为国家谋振兴的执政理念和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尚情怀，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解放上海，剧中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讲。共产党没有接管大城市的经验，部队进入南京后暴露出对城市管理不熟悉的问题。党中央和总前委反复权衡，做出延缓进军上海的决定，把各路人马拉到丹阳，那就是载入党史的丹阳整训。在那里，他们制定详尽的“入城守则”和“三大公约”，提出军队不入民宅，强调保护上海的建筑，外围突破之后，让大炮休息;保护上海的人民，让炸药靠边。丹阳整训后，每一个进城的解放军将士对细则了然于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严明的军纪送给上海市民第一份见面礼，“政治进城”凝聚了民心。
“进城”只是第一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建立新中国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上海解放第一年堪称我党在执政初期的考验中反应最明显、斗争最激烈、困难特别多的战场。
首当其冲就是经济上的巨大难题。彼时的上海，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但城市的经济命脉几乎都掌握在国外资本和官僚资本手中。南京解放后，蒋介石对上海的态度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毁。其对上海的破坏之大、之疯狂，绝无仅有，留下一个在全世界看来根本无法治理的烂摊子。《战上海》剧本一开始就有展现：家家户户门前堆着成麻袋的金圆券，可是一麻袋都换不来一斤大米，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物资匮乏，可见一斑。而除了国民党的破坏，外国资本的渗透，投机商人、不良资本家的浑水摸鱼等，都加剧了当时的经济混乱、粮食紧张、能源紧张。
国际舆论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用一年时间让上海旧貌换新颜。他们先后粉碎国民党、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妄图破坏建设新上海的各种阴谋，大力改革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和教育。剧中有场重头戏，是讲述1949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导演让演员用方言表达，还原当年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共同支援上海的景象，以此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大米、棉花、煤炭“两白一黑”的物资供应之战，中国共产党举全国之力来支援上海“应战”。一年间，当上海的老百姓其乐融融、稳稳当当地“站”上海，当上海从接收全国援助物资转变成全面恢复生产经营、成为新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这其实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陈毅和陈云是《战上海》的灵魂人物
文汇报：对于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已经成为普遍的创作遵循。《战上海》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龙平平：刘统教授的纪实文学为电视剧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原始资料。但从纪实文学到电视剧，还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塑造，需要根据史料去找到足以支撑电视剧的丰满角色，再用故事把他们串联起来。这道难题若不能攻克，作品就够不上精品。
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这是电视剧《战上海》的主题。先进性需要由人来彰显，我们首先找到“战上海”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陈毅和陈云，将他们定为电视剧的灵魂人物。
陈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领导人和军事家，博学多才，兼资文武。但在1949年5月27日以前，上海市民对他的认知仅限于威震淮海战役的将军。陈毅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市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无从想象。如果说“不入民宅”“在市区不使用重武器”等规定令老百姓对共产党建立起第一份信任，那么陈毅在上海主持工作期间始终为500万市民的民生问题奔忙，令上海市民在多年动荡的时局中首次生出了安全感。而从台风救灾到反封锁大节俭运动，再到工厂搬迁、疏散难民，他一直深入人民群众、访贫问苦事必躬亲，更让所有人看到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张嘉益用四川方言演绎陈毅，我认为形神兼备。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我们用算盘这一道具，来展现人物不爱说话、谨慎唯实的工作作风。剧中，他一进北京城就去琉璃厂买了大大小小20把算盘，走到哪儿都是一把算盘随身。为新中国当好红色掌柜，要打算盘，他考核干部也要打算盘。算盘的涵义就是从数据出发、从事实出发，调查研究。一把算盘，能让这个人物鲜活起来。
整体上，我们结构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当时处于“战上海”一线的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领导，包括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曾山、潘汉年、李士英、夏衍等。第二层是中央的决策层，包括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大书记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重，再加上陈云，这一层体现上海与党中央的关系。第三层包含了当时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民主工商界人士黄炎培，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文艺界的梅兰芳、周信芳、赵丹等人。包括这些真实人物在内，上海的人民群众在接管城市、治理城市过程中发挥出了主人公精神。
全剧涉及的真实人物约有50多个，还构思了大量虚构人物。既有解放和执政上海期间的一些中层干部，他们可能是几个原型人物的集纳;也有功能性的虚构角色，如女经济学家纪南音，没有具象原型，但她在剧中起到了串联作用：一方面她是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参与经济工作的智囊团成员，为上海恢复经济做出很大贡献;另一方面，她的家族社交圈覆盖了上海工商界人士乃至国民党，她的成长是一名富家女在留学归国后认识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文汇报：您认为剧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什么?
龙平平：解放军露宿街头，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也是电视剧《战上海》必须浓墨重彩展现的一幕。我们一直在思索如何找到更好的视角来呈现这经典一幕，而不是如法炮制、复制前人。1949年5月27日，市区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上海市民推门出户看到的是，在自家门前，成排的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蒙蒙细雨，从夜晚到清晨，好几条大街都是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不仅老百姓为之震撼，荣毅仁、宋庆龄都叹为观止。剧中用航拍镜头来展示这个场面，所有人知道解放军靠得住、中国共产党靠得住。
《战上海》的独特性，还在于鲜明的上海文化特质
文汇报：《觉醒年代》播出时，志士仁人的探索让人动容，剧中的人间烟火、独特的生活之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战上海》是否也会营造丰富立体的社会生活图景?
龙平平：从《战上海》立项之初，我们就有两个目标，一是填补相关创作的空白，二是要展现上海的文化特质。
展现上海的文化特质，其一是视觉层面的，比如建筑、70多年前的城市风貌、人的生活方式等。更深入的，在于思想层面。上海是中国的文化重镇。100多年前，最先觉醒的一批年轻人探寻救国图存的真理和道路。而上海，因其国际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前沿与高地。近代工业的发展，又促使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为建党准备了阶级基础。同时，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为革命提供了宣传载体。总的来说，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也对这座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100多年来，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在我看来，《觉醒年代》和《战上海》能形成强烈的互文。《觉醒年代》写了中国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最先慷慨赴死的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都牺牲在上海。《战上海》则是一批在“觉醒年代”中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革命战争考验后，解放中国，建立新中国，完成了陈延年他们未竟的事业。《觉醒年代》里，两位党的创始人面向海河大堤的灾民举起拳头宣誓，“不为别的，就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战上海》要建设的新中国，恰恰给了劳动人民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觉醒年代》，陈独秀从日本乘船回上海，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他不惮被雨淋湿，站在自家石库门的天井里，仰望雨空。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也是下雨的天气，全体官兵就在茫茫雨雾中露宿街头。
上海，这座浸润了红色基因的城市，穿过历史的风尘雨帘，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王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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